向女性消防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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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曾是男人的天下,而将女性排斥在外,英语中消防员的俗称“fireman”——直译就是“灭火的男人”。虽然从19世纪初期,在近现代意义的消防组织中就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但直到近40年,在全球范围内,消防队的大门才逐渐向女性敞开,从志愿消防员到职业消防员,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消防队,投身灭火救援、抢险救人。


战争为女性走进消防创造机遇

人们常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往往是由于战争期间男性走上战场,客观上为女性接触消防工作创造了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都有大量女性成为志愿消防员、辅助消防员甚至职业消防员。


一战期间,女性就是英国消防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开始后,5000多名英国女性加入战时的辅助消防队,虽然她们接受了灭火培训,但主要还是在驾驶、瞭望等辅助岗位工作。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女性消防人员达到7000多人,她们中的很多人因为表现英勇而受到表彰。特别是在遭受德军猛烈轰炸的伦敦,消防人员共扑救了约5万起因空袭引起的火灾,327名职业和志愿消防员英勇殉职,其中就包括一些女性消防员。丘吉尔称赞伦敦消防队员是“一个伟大的群体,他们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1991年5月4日,伊莉莎白二世女王为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南侧树立的二战消防员纪念雕塑揭幕,以永远纪念消防员这一战争阴云下的伟大群体。


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在二战期间向反法西斯战场投入了大量兵员。在澳洲本土受到日军直接威胁,西南部港口城市达尔文在被日军飞机轰炸多达63次后,为强化本土的民防和消防力量,在新南威尔士州总理夫人韦克赫斯特的积极倡导下,澳大利亚参照英国模式,成立了女性辅助消防队(Woman's Fire Auxiliary)。来自各行各业30岁至45岁的女性踊跃报名,接受为期8个星期的培训,包括防空袭、处理燃烧弹、扑救建筑火灾、医疗急救、预警瞭望等,考试合格后分配到各个消防站参加执勤,战争后期,女性加入辅助消防队伍的年龄限制放宽,她们在各个岗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都出现了女性消防员,主要分布在驾驶员、接线员等辅助岗位。二战结束后,由于大量成年男性死伤、被俘,联邦德国的消防队中仍有相当数量的女性,直至1955年,女性再次从联邦德国的消防队伍中消失。在民主德国,女性一直是消防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主要在后勤岗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重新出现在联邦德国的消防队伍中。随着1990年两德统一,女性消防员的数量保持了相对稳定,目前德国共有550名女性职业消防员,占全部职业消防员的1.3%,此外还有大约8万名女性志愿消防员,占总数的7%。


女性逐渐进入职业消防领域

环球消防4:纽约消防局的首位亚裔女性消防员Sarinya Srisakul.jpg

20世纪70年代,美国职业消防员中的女性仍属凤毛麟角。1977年,纽约消防局调整体能测试标准,导致从当年直至1982年,再未有女性通过体能测试。1982年,31岁的布伦达·伯克曼提起诉讼,状告纽约消防局设定与消防职业无关的测试项目,属于性别歧视。法院判定纽约市消防局败诉,责令其修改消防员入职体能测试标准,伯克曼和另外40名女性随即通过测试,并于当年被录用。2006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根据伯克曼的经历,拍摄了纪录片《迎难而上》(Taking The Heat)。伯克曼发起成立了纽约消防局女性消防员联合会,并于1984年被美国妇女联合会授予苏珊·安东尼奖(苏珊·安东尼是美国著名的女性民权运动领袖,在19世纪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伯克曼参与了现场救援,并于2002年被授予女性勇气奖(Women of Courage Award)。2006年,55岁的伯克曼从纽约消防局退休,她的职业经历被写成传记《灾难中心的女性:勇气与悲悯》。


1982年,随着30岁的苏·芭丹加入,伦敦出现了首位女性职业消防员。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共有60名女性消防员入职伦敦消防局,其中就包括1988年入队时只有19岁的丹尼·科顿(Dany Cotton),由于长期的优异表现,科顿于2004年获得了英国消防员的最高荣誉“女王消防服务勋章”,2007年升任地区指挥官,2011年当选伦敦最具影响力的女性,还任英国女性消防员协会的主席,并经常出席国内和国际的消防会议和活动,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2012年,科顿升任伦敦消防局的副局长,2017年任局长,成为首位在国际特大城市担任消防机构首长的女性。在去年6月14日的格伦费尔高层公寓楼大火扑救和灾后应对中,丹尼·科顿承受了巨大挑战,其表现受到肯定。在她的影响下,到2017年,伦敦消防局的女性消防员已经达到300多名,占全部消防人员的7%,是英国全国平均水平(3.1%)的一倍多。


近几十年,美国职业消防员中的女性逐渐增多。1983年,全美17万名职业消防员中,女性只占1%,1986年达到3900名(占1.9%)。整个20世纪90年代,女性在美国职业消防员中的比例在1.4%(1991年,2800名)至3.3%(1993年,6200名)之间波动。进入21世纪后,美国女性职业消防员人数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名,最高峰是2007年的1.5万名(占总数的5.2%),同年,非洲裔、西班牙裔职业消防员的比例也达到最高,分别是10.1%(2.9万名)和6.3%(1.8万名),这可能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不论肤色”(Colorblindness)政策在消防职业领域的体现。在有统计数据的最近5年(2011年至2015年),美国职业消防员平均在30万名左右,其中女性占4.6%(13750名)。尤其是一些来自少数族裔的女性加入消防机构,更加丰富了纽约消防员的代表性。2005年,在纽约出生成长的泰国裔美籍姑娘Sarinya Srisakul加入纽约消防局,成为该局首位亚裔女性消防员。


但总体上美国大城市职业消防员中女性的比例仍然很低:到2015年,纽约消防局有58名女性消防员,占全部1万余名职业消防人员的比例不到0.5%,芝加哥市2.4%(约5000名消防员,女性120名),波士顿市消防局1.2%(1470人中有18名女性)。美国警察部门的女性占比明显高于消防部门。纽约市警察局现有警员超过3.5万名,其中女性超过6000人,占比接近18%。


影响女性加入消防队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传统观念影响。虽然现代灭火救援更强调技能而不是体能,但仍有很多人认为灭火救援领域是男性的天下,男性消防员常常对女性的加入表现出排斥和敌意。其次,是各种看不见的“玻璃门”,最常见的仍然是“一视同仁”的体能测试。前几年,联邦法官再次裁决芝加哥消防局在招募中设定对女性不公平的体能测试项目,并判决其赔偿200万美元。第三,消防站的很多设施不配套。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纽约市78%的消防站没有女性卫生间等基本的配套设施,适合女性消防员的个人装备也很缺乏。


在亚洲国家,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职业消防队伍中。2003年,毕业于尼赫鲁大学的普瑞亚被任命为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钦奈市中心区消防局局长,她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消防官员,2012年,普瑞亚在指挥扑救一起历史建筑火灾时,深入火场救人,全身多处受伤,她也是第一位荣获安娜勇敢勋章(Anna Medal for Bravery)的女性。


日本各地的职业消防人员属于地方公务员,女性消防员可以根据法律和规定享受长达三年的育儿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消防人员选择在结束产假和育儿假后恢复工作,继续职业生涯。


女性是志愿消防队伍的重要组成

环球消防5:印度女消防官员Priya_Ravichandran.jpg

在消防工作领域,女性更多出现在志愿消防队伍中。在美国,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性消防员,就是纽约的黑人莫莉·威廉斯,她在1818年成为纽约第11消防队的志愿消防员,在火场上和小伙子一样能干。在20世纪初期,马里兰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出现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志愿消防队。目前,美国大约有4万名女性志愿消防员,约占全部志愿消防员的5%。


莉莉·希区柯克·科伊特(Lillie Hitchcock Coit)是美国消防史上的传奇女性。1858年,15岁的科伊特就被志愿消防队员的勇气所吸引,从1863年起直至1929年去世,她一直是旧金山第5志愿消防队的荣誉成员和当地志愿消防事业的重要赞助者。她经常和消防员一起赶到火灾现场,参加消防员组织的花车游行等庆祝和纪念活动,去世后骨灰埋葬在消防员公墓。她将三分之一的财产遗赠给旧金山市,市政府决定在特雷格拉夫山顶修建60米高的科伊特塔,科伊特塔的外形神似消防水枪,已经成为旧金山北滩最醒目的地标。


日本的志愿消防队伍“消防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基础消防力量,覆盖面和社会参与度广泛,志愿消防人员受到尊重。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资料,2000年到2015年,日本全国志愿消防人员的数量从951069人下降到864075人,减少了9.1%;但同期,女性志愿消防员数量则从10176人增加到23534人,增幅达131.3%。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萧条,男性的生活压力增大,能够自主支配参与志愿消防事业的时间减少,更多的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加入到了志愿消防队伍中。


参考文献:

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消防局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