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次火灾看春秋时期的消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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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左转》中,记载了22次火灾,其中3次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如何实施防火和如何组织救火,分别是襄公九年春宋国火灾、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四国火灾,以及鲁哀公三年司铎宫火灾。特别是《左转·襄公九年》对宋国火灾的文字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消防工作最早的、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记载。纵观这三起火灾的记述,大体可以窥探到当时主流的火灾观念、消防管理、防灭火技术等,向我们传达了春秋时期消防治理的一些主要信息。

火灾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郑国大夫子太叔对子产说:“若有火,国几亡”。春秋时期的国家都比较小,而国家的首脑、军队和财富都集中在国都,如果国都发生重大火灾,甚至把都城烧光,国家也就面临着灭亡。在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后,陈国没有组织救灾,还有被延及的许国也没有及时慰问救济灾民。国家治理不重视消防,不关心人民疾苦,故“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春秋时期,消防工作由高官主管,部门各司其职。“乐喜为司城”,“司城”是宋国六卿之一,据史料记载,乐喜不仅担任“司城”,同时也是主持国政的政卿,相当于宰相,消防工作由乐喜直接领导、主管并直接指挥救火。

虽然这一时期没有专业的救火队伍,但作为被官府劳役的“正徒”和郊外守卫的“郊保”已经成为当时明确的救火主要力量。宋国发生火灾时,乐喜就命令司徒华臣率领“正徒”,隧正(郊区的地方长官)召集“郊保”赶赴火场救火。

伯氏在宋国管理街巷,推行各种防灭火措施,以杜绝火灾发生。他要求把易燃的小房子拆除,不易拆除的大房子用泥来涂封可燃构建,并加强城郭的巡查和守备,根据灭火的实际需要,储备水和沙土;火灾发生时,标记火灾蔓延趋向,清除沿途可燃物,必要时拆除一些小的房屋,以隔断火路,控制蔓延;明确火灾发生时的人员职责分工,做好赈灾的准备工作,派官员登记受灾居民和烧毁的房屋,以便灾后减免赋税,发放重建家园的建筑材料。

春秋时期发生火灾时,加强重点保护的观念是很明确的,必须重点保护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典籍文书。鲁哀公三年司铎宫起火,救火的人都说要去保护宫中储存物资的仓库,南宫敬适赶到,命令管理周书典籍的官员先把“御书”搬出来,死守在那里,不然就处死;子服景伯赶到,命令宰人搬出“礼书”,等待命令,不执行就按常规处罚;季桓子赶到,命令把“法典”保存好,宋国的救火措施中也命令大宰要管好“六典”,司寇要管好刑书;二是国君的宫殿居所。鲁哀公三年的大火中,众官员和救火者千方百计地保护鲁哀公所居住的宫殿;三是主祏和大龟。主祏即是先王和神灵牌位,郑国发生火灾时就命令祝史把先王的主祏搬到周庙去集中保护,派公孙登把占卜用的大龟搬走。

春秋时期的建筑规模不是很大,但由于多为草木结构,起火很难施救。因此,阻止火势向毗邻建筑蔓延,不使灾情扩大,是灭火战术追求的首要目标。实现这个战术,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开火道。在已经着火的建筑和尚未起火的建筑之间开出隔离带,把隔离带内的可燃物,包括一些小型建筑清除掉。鲁哀公三年的火灾中,为保护哀公所住宫殿,就开辟了一条环形的“火道”。预防火灾措施中的“表火道”,就是准备起火时开火道用的,可见古人也在做“灭火预案”。二是“济濡帷幕”覆盖需要保护的建筑。这种方法就是用水浸湿帷幕一类的织物,以增加建筑的耐火等级。而且在实施时非常有讲究,从可能起火的方向覆盖,由外到里,按序进行。

在扑救哀公三年的火灾时,季桓子赶到并下令:“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也就是救火的人受伤或面临受伤的危险,就退下来停止救火,因为财物烧毁了可以在创造,而人受到伤害就无法弥补了,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论语·乡党》中也有记载,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家中马厩起火,当他退朝回到家中,先问道:“伤人乎?”而不问马,这也是我们如今以人为本思想最早的起源了。

左转襄公九年书影.jpg中国消防博物馆提供